台灣痞客?

二○一一年，時值胡適先生（以下敬稱省略）一百二十歲誕辰紀念，翌年則為胡適逝世五十周年紀念。瞻前顧往，胡適的生命旅程與思想世界，在二十世紀中國∕台灣的歷史脈絡裡都有獨特的貢獻；與胡適相關的思想理論遺產，無論成敗得失，更是我們可以汲取無盡的「思想資源」。

為了紀念與闡揚胡適象徵的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二○一一年十二月十六至十七日，召開了「胡適與自由主義：紀念胡適先生120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海內外「胡適研究」的第一線學者，以寬廣的視野，回顧闡釋胡適畢生追尋的理想、價值和意蘊。本書集結了與會學者的智慧心得，既展現了「胡適研究」的最新成果，也為我們追索探究胡適遺留的豐富精神遺產，提供了無窮的思想動力。

本書特色

本書收錄2012年「胡適與自由主義：紀念胡適先生120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邀請海內外「胡適研究」的第一線學者，以寬廣的視野，回顧闡釋胡適畢生追尋的理想、價值和意蘊。

主編者簡介

潘光哲

台灣大學歷史系博士。歷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約聘研究助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國際日本文化研究□□□□「外國人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訪問學者、胡適紀念館主任、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董事長等職；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專業研究領域為近現代中國史與當代台灣史。

著有《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天方夜譚」中研院：現代學術社群史話》等專書及學術論文五十餘篇，另主編《殷海光全集》（新版）、《容忍與自由：胡適思想精選》、《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等史料彙編。

作者群簡介

汪榮祖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陳三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黎漢基

廣州中山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

江勇振

美國．德堡大學(DePauw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

江燦騰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授

雷頤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萬昌華

泰山學院歷史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陸發春

安徽大學歷史系教授、安徽大學胡適研究中心秘書長

潘光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周質平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

水羽信男

日本．廣島大學大學院綜合科學研究科教授

吳炳守

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研究員

陳儀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呂實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當胡適遇到蔣介石：論自由主義的挫折／汪榮祖

一

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近年來成為熱門話題，胡適與蔣介石的日記更為這層關係提供了很好的素材，經過整理之後，已有好幾本專書與不少文章發表，胡、蔣關係的來龍去脈已很清楚。不過，研究胡蔣關係的意義，應不止於有系統的排比與覆述史料，僅作字面上的解說，似更宜從胡蔣兩人的關係中深入分析這兩個人，才能進一步了解這兩位重要歷史人物及其時代，並認識到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在以蔣為代表的威權體制中，如何受到挫折，或可為自由主義在「革命中國」的「命運」提供一個具體的實例。

胡適與蔣介石首次相遇在1927 年，地點是北伐軍佔領後的上海，兩人都已名聞全國，胡適早已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名滿天下」的學界領袖，而蔣介石是北伐軍的總司令，旭日東昇的耀眼強人。胡適出現在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盛大婚禮上，當時冠蓋雲集，胡適曾側身其間。胡氏顯然以名人的身份受邀觀禮，未必與蔣已經相識；若從這一年算起，直到1962 年2 月胡適逝世，兩人的關係長達三十五年。那是蔣介石的時代，以其軍力為基礎於1928 年建立了以黨國體制為核心的威權政府，而胡適則是主張自由主義的學界泰斗。自由與威權的矛盾無可避免，但胡適之於蔣介石既有抗爭，更多合作，藕斷絲連，從未間斷。

1949 年以後，蔣介石失去中國大陸、退居台灣，仍然大權獨攬。胡適雖然避居北美多年，但最後仍然回到蔣介石的台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死於任上。在漫長的歲月裡，蔣介石未能將胡適入其彀中，不能像陳布雷、王世杰、葉公超等人那樣，為其所用，任其擺佈；胡適也未能改變強人，使蔣氏變得稍微民主，多給一點自由。簡言之，無論蔣想拉攏胡適或胡想改變蔣介石，都屬徒勞而無功。

胡適作為學者，其專業是哲學，但他除了宣揚杜威（John Dewey）的實驗主義（Pragmatism）外，在哲學上並無重大建樹，不能與金岳霖、馮友蘭等相提並論。

他雖然師從哲學大師杜威，但專門研究杜威哲學的吳森發現，「胡適打著杜威的旗號，而葫蘆裡賣的藥是胡適自己煎製的，和杜威本來的藥方相差很遠」。胡適也無心專攻哲學，他對歷史考據與文學似乎更有興趣，在學問上博而不精。但是胡適一生的重要性及其名聲並不來自學問，而來自新文化運動，推行白話文，以及畢生倡導民主與自由，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不過，胡適對自由主義的理解，有時很令人困惑。他對自由主義的發展史與內涵似乎並未深究，他曾寫道：「自由主義裡沒有自由，那就好像『長板坡』裡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裡沒有諸葛亮，總有點叫不順口」，怎麼可能呢？他又說：「自由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各民族的大運動」，又怎麼可能呢？他再把敢於批評者與反抗者，「從墨翟、楊朱到桓譚、王充，從范縝、傅奕、韓愈到李贄、顏元、李塨」，都說成是為「思想自由」而奮鬥的「東方豪傑之士」6，好像中國比西歐更早就有了自由主義，又怎麼可能呢？如果中國早自春秋戰國以來就有那麼多的鬥士，何以「東方的自由主義運動」不成氣候？胡適的解釋是因為「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

但是這個「東方自由主義的大運動」，進行了幾千年仍「抓不住政治自由」，又有何說法？胡適將范仲淹所寫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等同西方的「言論自由」與「不自由，毋寧死」，同樣模糊了兩者之間的貌同心異。西方的言論自由是要爭取個人私領域的思想不容外力干涉，不惜以死維護自己的思想，與冒死直諫以報君恩之目的與動機皆異；若不然，則何以解釋自范仲淹以來經過九百年仍未爭取到「言論自由」？